姚明计划在三年内，促使CBA球员的合同变得类似NBA那样规范、公开，这项工作规模庞大，并且会对CBA球员市场产生重大转变、深远作用。

CBA于7月10日向各俱乐部发送了名为《CBA公司关于执行标准版球员聘用合同（测试版）有关事宜的函》的官方文件，新浪记者贾磊在7月23日首先公开了此事。该文件的核心内容，是提供了三个合同的标准版本，具体包括：针对国内球员的聘用合同普通版本，针对国内球员的聘用合同经纪版本，以及针对外籍球员的聘用合同。

这三个合同版本都标榜为“试用版”，由于诸多方面尚待完善，单用一个夏天无法彻底完成修订工作，CBA于6月7日在北京中奥马哥孛罗酒店召集各队负责人开会，征询各方意见，许多负责人在与球员商谈合同时，已依照新版本的原则执行，但他们都在等待正式版本公布。从收集完建议，到七月十二日左右收到，总共不到一个多月，CBA聘请了两位法律人士反复推敲。

来年此刻，新的迭代版本仍会问世，不过那并非终极形态，依照姚明的规划，核心意图是为CBA制定薪酬上限机制。目前各俱乐部所签合约种类繁多，期限长短不一，CBA计划在接下来三年内分步落实以下三项关键举措

第一，把所有合同签成标准合同，所列工资都是税前；

其次，每名运动员都必须配备中介人，所有中介人均需完成学习，于篮球管理机构进行登记，其代理的选手名单及协议条款，均须在官方网站上公开，确保公开透明。

第三，最终设立工资帽制度。

CBA计划进一步强化管控，坚决禁止假合同现象，一旦接到举报且核实情况属实，相关俱乐部将失去比赛资格。8月5日，CBA组织将在大连举行会议，届时将公布具体的行为规范。

若早几年实施这项规定，李根每次转会，前俱乐部都需要支付转会补偿。

CBA的新规定包含诸多核心要素，我从中筛选出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，分别是球员转会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最高级别的薪金标准。

文件里，转会费被称作“培养费”，我认为这个叫法不太妥当。要是直接称之为“转会费”，会显得更加明白易懂。这项新规定，是对当前中国篮球体制的一种折中方案，既肯定了青少年训练体系，又缓和了各队间的人才分配问题，姚明尽可能履行了他的职责。

中国球迷已经习惯了观看NBA比赛，但是CBA联赛无法达到NBA的水平，更不可能与NBA相提并论。这种情况取决于我们国家的体育管理体系，该体系融合了长期的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市场条件。

我反复强调过，中国体育存在一个核心问题，那就是体育与教育脱节，导致培养人才出现断层，辽宁省和山东省等体育部门实力强劲，却输送了大量篮球人才，民间培养的人才却流向了大学，但无法获得高水平的训练机会，因此，CBA联赛中的优秀球员主要来自两个途径，一是体育系统遗留的人才（如辽宁、山东等），二是各俱乐部的青少年训练体系，包括一队、二队和三队

必须改变“体教分离”的现状，自上而下推进这一进程，姚明能施展的，是依托当前的社会环境，尽可能提升人才的利用价值，有变革，就必然伴随得失，实施“转会费”制度，维护了俱乐部的权益，却损害了非官方渠道球员的利益，但从CBA公司的角度审视，这是当前体系下保护俱乐部参与热情的最佳途径。

非官方渠道的球员，例如李根，官方渠道的球员，例如郭艾伦。非官方渠道的球员与NBA相似，合约结束后即成为不受约束的球员，官方渠道的球员仍受体育管理部门的身份约束。这两种球员，在收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，再加上由俱乐部培养的球员，体育管理部门与俱乐部合作培养的球员，通过选秀程序选拔的大学生球员，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球员，他们的身份多种多样。

新规定统一执行，凡在国内踢球满十二年时间的本土球员转会，均需缴纳“培养成本”。如果这项规定提前几年实施，李根从青岛转会上海，从上海转去北京首钢，再从首钢转会到新疆队，每到一个新球队都要支付“培养成本”。

因此，我认为培养补偿本质上就是“转会代价”。现行规定，其实源于欧洲足球的条例，但更加清晰明了，“转会代价”清晰可见，就是新协议的年均薪酬。

另一个核心要素是“最高报酬”。这种最高报酬，同NBA语境下的最高报酬，存在根本性不同。

NBA的薪酬制度在整个联盟内保持一致，无论球队规模大小，都遵循相同规范，这一规范依据的是联盟整体收益以及球员的职业生涯时长，例如，如果丁彦雨航以非双向合同形式与小牛队签订自由球员协议，他首年的薪水将被限定在税前83.8464万美元，这一具体金额能够明确查询到，并且由于联盟年度收入存在差异，若是在前一年达成签约，相应的数字会是81万美元而一名在NBA征战十年以上的运动员，新签订的协议首年最低也有239.3887万美元的收入，至于顶薪标准，我们知道一个征战超过十年的资深球员，在2018-19赛季所能获得的最高报酬达到3565.4150万美元，而所谓的“超级巨星顶薪”，其平均年薪会超过4000万美元。

CBA的顶尖球员薪资水平由各俱乐部自行决定，而非整个联盟统一制定，具体为俱乐部内收入最高的三名球员的薪酬，其中第三名的薪水要至少比第四名多出五百万人民币。例如，某支球队前三位球员的收入分别是八百万、六百万和五百万（税前金额），那么第四位球员的薪水上限为四百五十万。假设那个俱乐部中，按进账排名第四的运动员平均每年能拿到四百五十万元，那么排名靠前的第三位运动员，其年收入肯定要超过五百万。

譬如，有家俱乐部财力有限，排在前三位的球员薪水分别是两百万、一百万五和一百万，那么第四位的球员所得必然低于五十万。CBA各队实力参差不齐，部分俱乐部税后最高薪资仅八十万，依照国内税率，他们需缴纳四成五的税款，费用由俱乐部承担，因此其顶薪总额为一百四十五万。目前该组织每处理一项协议都强调税后收入，接着需要将此数额乘以0.55再提交上去。

顶尖薪酬削弱了各队球员的竞争力，某俱乐部签约的三名运动员薪水居首，倘若再引进一名明星，其年薪将位列前三，原先排名第三的运动员位置随之下滑至第四，他可以依据契约条款申请转会。

若是变成一个普通的队伍，其中收入最高的三位球员最少或许只有一百万的年薪，不过由于他们处在收入最高的前三位，其他队伍即使出价更高，也无法与他们达成签约协议。

新规实际上对实力出众的队伍施加了排挤压力，同时也为实力较弱的队伍提供了扶持。这类条款没有区分球员的背景差异，不论其是否属于特定体系，因此在我看来，这属于一种相当激进的改革举措。

这项规定明显存在诸多不足，因此必须耗费三年的时间进行修订。我认为有三个方面需要着重关注：首先是不同俱乐部顶尖球员薪酬待遇的协调，其次是外籍球员薪资的管控24直播网，最后是奖励发放过程的公开化。

俱乐部财力存在差异，导致顶尖球员的薪资水平差距显著，收入从千万级别到百万元级别不等，若能建立协调机制，适当缩小实际收入差距，对球员而言是一种保障，毕竟他们依靠青春谋生，毕生依靠这十年时光。

我认为外援的进账最需要严格把关，他们给俱乐部带来了沉重的负担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，外援的身价不断上涨。

据我所知，目前CBA联赛中能够进入前八名的队伍，其外籍球员的薪酬总额都超过三千万，整个队伍的年度花费都在一亿元左右，这个数字还算是比较低的估算，并非真实情况，新规定实施后，所有俱乐部都必须在税前公开所有支出金额，部分球队能够投入的资金高达三亿元。难以想象，邦齐-威尔斯加盟CBA及前一年，山西队年预算仅580万元，即便资金雄厚的新疆队，在称霸联赛时总花费也才勉强达到1亿元。

目前，CBA联赛中的俱乐部普遍处于亏损状态，近期山西汾酒更换了投资主体，这同样是因为上市公司必须处理掉经营不善的资产，CBA每年拨付给各队的资金分配已经提升了1800到2500万元，但这样的数额对于缓解财务压力来说仍然远远不够。

我反复强调过，CBA实施“四节四人次”外援规则，能让联赛回归篮球阵型的根本法则，没有哪个联赛允许核心球员随意上场，教练必须安排“虚假首发”；双外援还能显著减少球队开支，提升外籍球员的整体水平。

CBA在三年过渡阶段，对外籍球员的约束非常严格，具体措施包括：下个赛季无法签订具有保障性质的合约，以七月十日作为分界点，初期允许签订五场到二十场的保障合同，之后若超过三分之二时间则变为完全保障；合同有效期上限设定为一年。这些规定旨在配合明年夏季制定的新规则，同时为未来设定工资帽奠定基础。不过实际上，CBA组织为球队提供了支持，从前依靠外援时，俱乐部一直处于不利地位，新疆队针对布拉奇投入了大量资源，也承受了许多委屈。

体育联赛的主办方，无论在哪个联赛，资金方都显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：在会议桌上，他们共同期盼削减整体开支；一旦各自回到工作场所，又暗地里策划增加资金投入。倘若某个俱乐部故意压低球员的基本工资，转而用高额奖金进行弥补，那么所谓的“转会费用”就形同没有实际意义。因此，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为他们提供便利，确保在公开透明、公平合理的原则下展开竞争。

姚明和他执掌的CBA正在进行一项改革，初期阶段势必会引发诸多混乱，主要源于各俱乐部球员的合约形式五花八门，内容复杂多样。CBA制定了统一规范，要求所有合约必须遵循新标准，其中2018年届满的合同，无论签订日期是年初还是年末，都将按照新版本条款重新签订。而未来所有新签订的合同，其有效期都将以每年8月1日到次年7月31日为固定周期。

这个时段，比NBA协议的终止时间晚了一个月，与外援的合同自然相接。三年之后，几乎所有的老协议都将临近期满，CBA的运动员今后只需在网络上访问CBA的官方网站，就能查询到任何队伍、任何运动员、任何中介的所有协议。

到底是在NBA打过的巨星，姚明想做到的事，的确不一般。